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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1日 22:39:14|来源:国际在线|编辑:医护门户
  须要听从年夜夫的部署,可以开端做家务劳动《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 蓝英年、谷 版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957年,改编的电影《日瓦戈医生》,电影在苏联同样被禁,直至1994年才在俄罗斯上映。《日瓦戈医生》原俄语版的副本,暗中由中央情报局(CIA)出版,在法国印刷。  对国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等同的。这部帕斯捷尔纳克的巅峰之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被他本人断言“在全世界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位”。《日瓦戈医生》以浓郁的抒情性和对时代充满承担意识的历史观,在中国知识界赢得了持久不息的敬意。我们采访了《日瓦戈医生》经典译本的译者、反思苏联文学的文史专家蓝英年教授和活跃在当代俄语文学界的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他们眼中,《日瓦戈医生》和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关联。  蓝英年(译者、反思苏联文学文史专家)  日瓦戈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悲剧   提起中文版《日瓦戈医生》,总绕不开你当年的“翻译之功”,你和这本书是如何相遇的?  蓝英年 1958年我因“中右”身份下放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报纸上看见整版内容都是苏联作协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批判,说它是一本“反苏维埃”的反动书。作为毕业于人大俄语系的正规生,我从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出于好奇,我写信给远在美国任联合国秘书处译员的叔叔要这本书。这958年版的苏联禁书就在一堆科技书里来到我身边。   国内最早读到的《日瓦戈医生》的中文版是你和张秉衡的合译本,被奉为经典,当时翻译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蓝英年 1983年夏天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聊天中提到这本书。第二天我把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拿到出版社。时任人文社外文部主任的蒋璐要我翻译。书很厚,我找来精通俄语的老 张秉衡合译。当时“反精神污染”运动在全国展开,我们搁笔了几个月。运动过后,人文社领导孙绳武来我家定下交稿时间。我和张秉衡每天工作近十七个小时。每天译完一段, 张福生就骑自行车来取稿,当天编校印刷。一个月后译完987月,《日瓦戈医生》首个中译本诞生。   《日瓦戈医生》上市后,据说并没有立刻掀起强烈反应?而且中国文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显得“过于小心翼翼”,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蓝英年 确实没有大动静。很多人闻风购买,却读不下去。这书是诗人写的小说,情节不够,抒情和隐喻太多。“反精神污染”运动过去没多久,谁敢大肆宣扬这本书?“文革”十年动乱过后,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沉重负担还在。最近几年人们才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出了很多版本,我2010年重译了《日瓦戈医生》,最近又加印000册,台湾也出了繁体版。   你曾在反思苏联文学的系列文章中,谈到在苏联“大清洗”时代,给斯大林“唱赞歌”的第一人居然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为何做出如此举动?他后来逃脱了“大清洗”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蓝英年 帕氏肯定仇恨斯大林,但他确实歌颂过斯大林,还和格鲁吉亚朋友一起写了给斯大林的赞美诗,这是为了生计。帕氏受过西方教育,仇恨布尔什维克和极权主义。斯大林没迫害他,是因为没必要。帕氏对斯大林完全没有伤害性。   帕氏和《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知识界经历了缓慢但持续扩散的精神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对帕氏有一种特殊亲近感,为什么?  蓝英年 书里的主要人物拉拉、安季波夫、日瓦戈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表达了一种悲哀 知识分子在极权下如果坚持真理,就只有走向死亡。《日瓦戈医生》的悲剧结局和作者个人的悲剧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共鸣。中国人敬佩帕氏,羡慕他能保有知识分子的尊严。   尽管20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无比艰难,但还是产生了《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难有自豪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个艰难时期也写出一部“中国版的《日瓦戈医生》”呢?  蓝英年 苏联作家对西方作品的接触比中国知识分子要多得多,他们懂外语,受到更多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多俄罗斯人都去过欧洲,看到了和宣传不符的一面。中国那个时期非常闭塞。再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性过大。过去知识分子遵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连学校都搞阶级斗争,不可能有辩论。怎么能写出反思性的文学作品呢?  刘文飞(俄语文学翻译家)  日瓦戈是0世纪俄国的耶稣”   你最初阅读帕氏的记忆和故事是怎样的?翻译了那么多俄国文学作品,你觉得帕氏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是否存在坐标意义?还是说他自成一体,没有模仿的可能?  刘文飞 我最早细读帕氏是1989年在莫斯科访学时,在普希金语言学院宿舍里读刚买来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帕氏在20世纪的俄国文学中当然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说他自成一体倒未必,其实他是白银时代和俄国文学的传人,诗歌和小说的创作风格也为之后很多俄国诗人和作家继承,无法继承和模仿的只是他写作的时空处境。   《日瓦戈医生》长期遭遇争议,其中一个说法是 “日瓦戈医生面目不清”。你在《日瓦戈何许人也》一文中提到,日瓦戈的形象是作者个性的投射,是一种发展了的、更具典型性和概括性的自我。然而,帕氏让日瓦戈死于灾难来临的前夕,未给他“第二次诞生”的机会。德·贝科夫认为帕氏“或许更愿意把重生的机会从生命中剔除”,你是否赞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也许不只是帕氏的“自传主人公”,而是一种理想化的实现?  刘文飞 我那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日瓦戈的多元身份和复杂构成 他是医生也是诗人,是哈姆雷特也是耶稣,是生活的象征也是与历史的对峙,是帕氏的抒情主人公,也是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日瓦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家自画像的内涵和表征。贝科夫是后现代作家,对帕氏的解读也具有后现代特征。“更愿意剔除”就是他对帕氏的调侃。帕氏在上世0年代初写了一本诗集《再生》,表达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欢欣鼓舞,这种举动或许迫不得已,但问题是 是否可以据此推定帕氏之后的深刻忏悔呢?   你曾译过《三诗人书简》,在深入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三位同时代诗人的生命世界后,你可否比较一下三个人?  刘文飞 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性情自然有相近的一面 强烈的冲动、敏感的内心和永远过剩的爱。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一道喷涌而出的浆,里尔克就像刚刚冷却下来的岩浆,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还闷在地壳之下的浆。   帕氏926年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说,他要把“你我同属的、显然脱离了历史的这一代人再还给历史”。根据阿格诺索夫所著的0世纪俄罗斯文学》,《日瓦戈医生》中“‘人与历史’成了小说的主题,只不过作者对人的历史存在本身有着自己的理解”。可否谈一谈帕氏在这部小说中的历史观?  刘文飞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历史小说945年,帕氏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在给表的信中写,他要对近四五十年的俄国历史进行一次形象的概括,要表现一个人在历史中的生活。帕氏注重的是历史中的个人,人与历史的冲突和抗衡。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价值不亚于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意义在于创造人,而不是相反。正是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假借“历史”名义对“个人”的强加和凌驾。他似乎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 历史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之间或许是充满矛盾的,历史进步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之间或许是构成冲突的。   贝科夫认为,帕氏性格中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他“以基督自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救赎世界,《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形象也有鲜明的宗教色。你如何理解帕氏的基督教精神?  刘文飞 帕氏将《日瓦戈医生》称为“我的基督教”。相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等俄国作家,帕氏并未体现出更多“基督教精神”,但《日瓦戈医生》却远比同时期的小说有更深厚的宗教意识。小说与俄国文学中传统的“使徒传”体裁十分相似,年代和日期多采用宗教日历上的说法,大量采用宗教词汇和《圣经》引文,这些在苏联时期的小说中极为罕见。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性格、形象,还是经历、命运,日瓦戈都是一位0世纪的俄国耶稣”。   虽然存在诸多争议和误读,《日瓦戈医生》在西方依然非常流行,这部小说打动人心的特质是什么?  刘文飞 在西方的流行无疑与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与好莱坞电影有关。但小说中哀婉的爱情故事,个人与历史的冲突主题,将诗与散文、抒情与悲剧等因素融为一体的史诗风格,具有更普遍、更恒久的阅读价值。  B04-B05版采 柏琳理查德·沃 (Richard Wolin),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曾师从哈贝马斯,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 救赎美学》《海德格尔的弟子》等。《东风 (美)理查德·沃林 译者 董树 版本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 2017月 延伸阅读 《未竟的往昔 (英)托尼·朱 译者 李岚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6 重新审视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始终以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一命题为线索,表达朱特对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的理解,是一份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报告。《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 (法)路易·阿尔都 译者 蔡鸿陈越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阿尔都塞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当时运动的理论旗手、“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是一部自传,也是一部编年学术史,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与罪责的忏悔录。  有一段时期,968年五月巴黎左翼运动的反思几乎成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以说,以“五月精神”为坐标轴,摆置自己的思想归属,是他们的一次站队表态。回过头来看968年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或多或少掀起新的反思。单是一头扎进法国当代思想史这个万花筒,就可以看清法国文人阵营间的起承转合。不同时期的阐释,有发扬,也有抛弃;有创造性的误读新解,也有一根筋的萧规曹随。  然而,假如单是在这个万花筒沉浸于每一个细节,便颇有点门外汉逛物馆时的过目即忘。把巴黎和中囀乃至东方联系起来的,恰是曾经弥漫在1968年时代精神中的某种东方投射。固然,我们没有理由把当年巴黎喧闹的青年诉求直接和遥远的中华大地挂钩,但法兰西刮起东风,吹皱彼时一池春水,却有其心态上的接驳点。美国当代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东风 法国知识分子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便带我们走近东风吹拂下的一段法国当代史。  1968东风 “东”在何方  《东风》这010年付梓的著作,可谓理查德·沃林2005-2008年间在法国讲学的思想结晶。沃林是个有心人,因为这本书就是要赶968年事件四十周年之际做一番回顾。他很清楚,法国哲学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恰当地抓住了这一事件的基本面,“一部革命哑剧的浮夸之作”;在八十年代法国知识界新的问题意识下,这一事件的余威进一步被稀释,甚至已经有人勇敢地把该事件判定为“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一个错误的开端”,说“‘五月精神’塑造了消费时代的欣快症”;到了2002年,时任法国财长更是把这场“五月造反”评价为一场丧失传统意义、扬权利而弃义务、反抗任何权威的运动。这一系列发生在法国本土的观念变迁,《东风》丝毫没有回避。  问题是 这股东风,到底“东”在何方?假如它注定要和“西风”相对,那么它在巴黎又是如何被把握和定位的?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渐行渐远。而且,以法国为旗手的西方,眼见苏联在匈牙利、布拉格的咄咄逼人,失望得纷纷转向远东的中国,急着在当时发动文化革命的年轻国度中寻求新的人类可能性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是一条通向现代化、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否避免独步天下的西方模式及其走过的弯路?  我们不应忽略理查德·沃林的良苦用心 他瞄准的那个东方,固然是包括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报刊中字里行间的中囀同时,却也隐约有被法国殖民百年之久的阿拉伯东方——阿尔及利亚在其争取独立时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发出“留”与“弃”的争论。而且,沃林着墨不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来自西欧以东的保加利亚,讲得一口流利俄语。最后,《东风》中提到福柯生平中的两站——突尼斯和伊朗,也正是完全不同于巴黎的世界。因此,有了中国、东欧、北非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这幅东方图景,才有了沃林以巴黎为焦点所做的全方位考察,尽管这些地方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所起的影响大小不一,褒贬各异。  也正是在这个广阔的精神东方中,沃林对1968年这段法国观念史之历史的把握,才有了他的成书意图 作为西方文化之都的巴黎,它所掀起的左翼运动,到底和“东方”有什么联系?假如大部分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确实吸引了沃林选取的群像(萨特、阿兰·巴迪欧、克里斯蒂娃、福柯以及诸位左翼运动的领袖),那么在沃林看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革命在法国的传播、某些俄国艺术理念在法国引起的新构思、乃至阿拉伯世界最新局势在法国的回响,其实都无法在灵魂深处撼动巴黎的知识界。东方问题,其实无非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巴黎青年 挑战固有模式  沃林在书中多个章节用力最深的,自然是细述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关系。无可否认,部分团体的行动确有受到“东方”的触动。然而,他们有的根本不愿了解遥远的中国,所实践的也无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革命中国。有的懂一些皮毛,却连连误判,在歧路上一走到底;有的好不容易访问了北京,可依然云里雾里,甚至也是一错再错。既然东方问题只是一个西方问题,既然中国无法构成法国的参照系,那么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1968年激进运动的发生和演变,到底该如何定位?  1968年,源于巴黎西郊一所学校的学生行动诉求,逐渐传递到巴黎的拉丁区中。平心而论,法国政治家的相对谨慎、学校教育的相对保守、社会风俗的相对压抑,可谓是这场左翼学生运动的社会经济动因。沃林的旨趣着眼于 何以惯常所讲的革命不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偏偏爆发于本该乖乖享乐的巴黎青年群体中?对于今天已经见惯法国动辄上街、规模各异的工会游行、反战游行、甚至同性恋游行的中国读者来说,1968年法国青年的冲劲在以今天的目光打量会是什么样的评价?  《东风》一书传递出的信息是968一代的学生,比只瞄准挤入中产生活的工人阶级更敏感、更具一种可圈可点的社会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不足以配合年轻人的脉动;从妇女、失业者、移民到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统统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革命目标;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斗争阵地便越要凸显其文化议题。特殊的文化群体理应表达其政治诉求,这一点在沃林看来,恰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框架所忽视。换言之,传统理论把社会文化的冲突简单地化约为劳资的对立。如此一种思维上的滞后,既无法满足1968一代的法国青年人,也无法满足当代的美国思想史学者沃林。他颇为欣赏的,恰是始于这场左翼运动的自我肯定,对法国长期固有的集权模式的挑战,对不同文化社团的鼓励。也恰是有了这个时代新涌现的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至今所讨论的方面便有了文化政治上的拓宽。  善意提醒 左翼西风不够自省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在理查德·沃林对此场左翼运动的总体肯定语气之外,他也分明看到个中部分法国知识健将的思想暗角。或者说,纵使《东风》尽力在1968一代的回顾中撇清涉及东方的种种误判、错解,沃林也清醒地意识到 哪怕东风不劲吹,刮起的西风也曾冰冷得刺骨,残酷得让人扼腕。沃林按次序展开对萨特、巴迪欧、克里斯蒂娃和福柯的长篇论述,当中便闪烁这位美国学者以四十年的距离打量伟人弱点的透视。而且,这些弱点并非人性一时一地的瑕疵,而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身在庐山的不自知,是左翼思维上的不够自省。散落在沃林书中的提醒,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善意提醒。  在萨特身上,沃林恰当地看到了其存在主义主体能动性在1968年街头年轻人中的复燃。毕竟,当时正时髦的法国结构主义几乎勾销了哲学上的主体。可正是对和活力的过分信任,萨特居然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歌颂起暴力,企图以此来对抗个体的惰性。沃林为读者提的醒,针对的便是这种一味高扬反叛有理的民粹理念。在巴迪欧身上,沃林也勾勒出这位法国当代思想家的急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实现变革的唯意志论。他敏感地捕捉到,巴迪欧为改变现状而开出的集体挑战这一药方,也许纯然是破旧,毫无立新。到了克里斯蒂娃身上,沃林很是肯定了这位女权主义者试图超越拉康的努力,肯定了她在前语言的符号界中提出带母性温情的构想。但他也客观地指出,克里斯蒂娃这一理念的政治效果相当模糊。而在福柯身上,沃林也以曲笔提醒读者注意福柯在微观权力理论的阐发和自己热情参与普世人道主义反殖民、反西方事业两者间的联系。  1968年距今已近五十年,横跨半个世纪的回顾,会沉淀下什么样的思考?一切历史,确实无非只是当代史。我们有必要先追问法国此时此刻最费精力的思想聚焦,然后再考虑到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的新的问题意识,方可恰当做出五十周年的纪念。在这个反刍过程中,沃林的书可谓是一个宝贵的路标。因为,西方问题,有时也无非是东方人投射出的一些问题罢了。□邓皓琛  1968巴黎五月风暴(法语Mai 68)  始于该年1月在巴黎西郊一大学的学生与校方冲突。从3月到5月,这一抗议行动愈演愈烈,吸引了法国全国的学生、工人和知识界名人加入到反政府队伍中,造成全国瘫痪。到月底,戴高乐与法国总工会达成协议,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由此,该左翼抗议浪潮方趋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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